四、嘉祥长直集墓地。该墓地出土的施釉器物数量相对较多，遗憾的是报告将所有施釉的器物（包括鼎、盒、壶、盘等）与无釉的器物都混杂在一起进行型式划分。这样一来，尽管列举了大量的例证，但仍有部分器类的施釉器物数量或出土单位不甚明了。例如：报告说44件鼎“除3件釉陶外，均为彩绘陶”（页833），然而在具体列举中，除1件A型VI式鼎（M215:7）为“红釉陶”（页836）以外，还有3件C型II式鼎也标明是“红釉陶”（页837），列举的2件是M35:10和M307:1。据墓葬登记表，还有1件C型II式鼎也出自M35，如果也是带釉器物的话，长直集墓地出土釉陶鼎的总数就不是3件而应该是4件了。再如：总数39件的陶盒中“除3件釉陶外，均为彩绘陶”（页837）。依据报告的型式划分，这3件釉陶盒均被归入“其他型”，列举的2件出自M215。而依据墓葬登记表，M215出土的其他型盒也只有2件，那么，另1件出自哪座墓呢？笔者在查检了长达30页的墓葬登记表之后才发现，可能是出自M351。问题是：M351的年代被断为第一期，即西汉早期。如果M351的那件未列举的其他型盒与被断为第五期（东汉早期）的M215所出釉陶盒同为低温铅釉陶的话，那将是十分重要的新发现。可由于报告的省略，究竟是报告的断代有误还是M351施釉盒的胎釉性质有别，读者就无从判断了。再如：壶有89件，通过报告的列举得知器表施釉的大约有9件，具体包括Ab型VI式壶1件（M35:6）、Ab型VII式壶5件（列举的2件是M307:3和M307:8）和Cb型长束颈壶3件（M35:5，M35:4，M307:6）。问题是，排除报告举例的6件之后，剩下的3件Ab型VII式壶据墓葬登记表有2件出自M35，但还有1件出处不明。另外，报告在概述“中型罐”时，也曾提及“除3件釉陶外，其余均为泥质灰陶”（页866），可惜的是未见列举，故具体情形也不明了。还有部分施釉器物的定名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比如出自M35和M307的2件红釉陶“仓”（页851），其器身部分极有可能是“井”类器物，尤其是M35出土的那件（M35:7）“上腹饰划三角纹”，而且还有“对称两镂孔”，是汉代模型明器井类器物常见的特征。至于覆盖其上的所谓“覆盘形盖”，从发表的照片（彩版五八）来看，也应该和A型III式盘（仅1件，出自M307）一样，本身都是施釉的。这样一来，如果将2件釉陶仓拆分为2件井和2件盘的话，釉陶盘就可统计为3件了。其他属于该墓地出土的施釉器物还有：M215出土的1件红釉陶盉（页852），M35出土的1件红釉陶熏（页852）、1件红釉陶楼（页853）、1件红釉陶猪圈（内置1件釉陶猪）（页854），以及M35和M307出土的2件釉陶灶（页852-853）。从报告公布的器物照片来看，嘉祥长直集墓地出土的施釉器物基本上都是属于低温铅釉陶产品，集中出自M35、M215和M307这3座墓。其中M35出土的釉陶器数量较多，大约有13件；M307出土的釉陶器约7件；M215出土了大约4件釉陶器，加上M351的1件釉陶盒以及出处不明的3件釉陶罐，累计当不少于28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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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，阳光100置业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小冲只能呼吁银行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，"从*府的角度，非常希望银行能站在这个国民经济更高的高度，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，能够支持房地产的发展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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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以来，三桶油海外收购的速度明显放缓，而民企却加速在海外布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