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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学中医的人，对中药“十八反”一定是十分熟悉的吧，但这流传千年的药物配伍禁忌，在现如今的实际运用中，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！有人认为，中药“十八反”对于指导临床用药的意义并不是很大，甚至有人觉得中药“十八反”没有存在的必要性，关于中药“十八反”，您怎么看呢？不妨在写留言处分享您的看法！
“十八反”之名虽为五代后蜀韩保升等在《蜀本草》中首次提出，但无具体内容。北宋王怀隐等编著的《太平圣惠方》列出反药为“乌头反半夏、瓜蒌、贝母、白敛；甘草反大戟、芫花、甘遂、海藻；藜芦反五参、细辛、芍药”，为后世“十八反”歌诀的依据。金代张子和的《儒门事亲·卷十四》有“本草明言十八反，半蒌贝敛及攻乌，藻戟遂芫俱战草，诸参辛芍叛藜芦”的歌诀供初学医者诵读。其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更有“三十六反”之说，比王怀隐说的反药加了一番。但后者除大戟所反者外，其余三种主反都是副食品，较少或根本不作药用，故后代流行者仍以王怀隐之说为多。此说一行，一切配有“反药”的古方，有的人不敢用了（如《金匮要略》甘遂半夏汤之类），有谁在处方中配伍了“反药”，药店就拒绝售给，同道也时有非议。这样，却使有些方药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“十八反”到底是否存在呢？回答是很可能不存在。现提出以下几点看法：
1.东汉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里的“甘遂半夏汤”即把甘遂和甘草用于同一方中；“赤丸”又把半夏同乌头用于同一方中；明代陈实功著的《外科正宗》里的“海藻玉壶汤”又把海藻和甘草用于同一方中，都犯了“反药”之禁。作者亦曾多次用过上述三方，只要病情适合，用量得宜，从未发现异常反应。作者在治疗体未大衰的结核性胸膜炎病人时，曾多次用大戟、甘遂、泽漆、连翘、黄芩、沙参、枳实、甘草等为方；治疗颈淋巴结核时，曾多次用泽漆、何首乌、夏枯草、海藻、甘草等为方，常获良好效果，并无不良反应。
2.根据《中医文摘》年第3期载李安成等的实验说：“作者为了探讨甘草、大戟、芫花、甘遂、海藻诸药配伍禁忌的反应，以家兔确定无毒性反应后，把若干家免分成两组：一为对照组，分别以芫花、大戟、甘遂、海藻按6.6g/1.5公斤体重计算；另一组为试验组，按上单位药量分别加入甘草3.3g/1.5公斤体重饲食或灌胃进行比较观察，证明上五种药，无论单味药或按配伍禁忌配用，对家兔的呼吸、心跳、体温、瞳孔反应及胃肠功能，均无显著变化。”虽然人与家免对某些毒物的反应可不相同，但如把反药配在一起果能增强毒性，则四种按配伍禁忌配用的药施于个体，何以没有一个发生显著变化？适应总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。
3.增强毒性，无非是一药与另一药合煎，发生了化学变化或增加了一方的毒素而致。就现今的实际情况说，不少中药所含的主要成分已被人们所知了。但大戟与海藻之功效、成分不同，何以都反甘草？人参与细辛的功效成分迥异，何以都反藜芦？这些都足以发人深省。
4.名老医生罗继光告诉我，在他的家乡，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人因久病不愈，痛苦难支，曾在三个药店分别把十八味反药买齐，一同煎服，图谋自杀，但尽剂而安然无恙。那么，是不是古人毫无根据地提出十八反来哗众取宠呢？我看不是。它的产生，可能是古人把偶然视为必然而致。因为十八味药中的大戟、芫花、甘遂、乌头、藜芦五味药均为大毒之品，如施用于虚弱患者，必然会引起不良反应；即使病人身体尚健，因用量过大或服量过多都会造成事故。这些都是有毒之药自身产生的恶果，而不是配伍了另外的药的问题。“十八反”中并无“无毒药”与“无毒药”配伍而称“反药”的例子，便可以证明。曾记新中国成立前，距我家不远一位老中医黄某，予一“单腹胀”病人开了一剂“十枣汤”，方中的大戟、芫花、甘遂并无甘草与之配伍，但终因病人体力不支，服药未尽而死。这里再回到古人来说，可能是古人用过或见到别人用过前五味毒药配伍其所谓不相反的药，治疗过病情适合的患者，而未见异常反应；又曾用过或见到别人用过前五味毒药配伍其所谓相反的药，治疗病情不适合的患者，而发生了事故，因而得出药物“相反”之说来。
数以千计的中草药，在配伍中是否真有反药存在，还有待于今后从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中来总结确定。即使有，也不一定在这十八味、三十六味中。鲁迅先生说得好：“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，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？螃蟹有人吃，蜘蛛也会有人吃过，不过不好吃，所以后人不吃了。像这种人我们应当极端感谢的。”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对此，我愿与同道共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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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选自《李孔定研经实践录》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，李孔定著），最终解释权归原作者所有。由悦读中医（
